第十二章．二妈走了（1/2）
我们家原来是三合房，三间北屋，三间东屋，三间西屋。我们一直住在北屋，一九六二年初春的那场大火，把三间西层烧了，还剩下六间房，后来婶子住进了我们北屋里头屋，而我们一家五口就睡了北屋外头屋一个炕上。
一九六四年婶子死了，一九六七年姐姐结婚走了，我和哥哥和我的两个母亲还是住在北屋睡在外头屋的一个炕上。
一九七零年哥哥结婚了，住在北屋里头屋。
一九七五年我结婚了。我是在东屋结的婚。一九七六年还有了孩子，此时哥哥已经有两个孩子了，蜜蜂多了要分窝，鸟孵大了要各奔前程，人多了要分家，哥们日子过到这个份了就要考虑分家的事了，其实我和哥哥早已分家另过了，就是财产还没有真正分开，现在说要分家，就是分父亲给遗留下的财产，而父亲遗留下的财产也就是那六间房和房子里的破桌子烂板凳。
那是一九七化大革命中又变成富农了。
二妈没有去这个老革命家，那年二妈五十二岁（虚岁），二妈没有去，而另一个比二妈更老的老妇人去了这个老革命家，那个老妇人，有儿、有女、有孙子、有外孙子，孙男嫡女不让她去，而她偏去，她说：“满堂的儿女不如半路的夫妻。”
中国人的传统是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由于老革命在村中的威望，那个老妇人嫁到老革命家后，她的身份也跟着陡然提高了，村里的人从老革命门口走过，见到那个老妇人，对这个老妇人都要点头哈腰，满脸陪笑，搜肠刮肚，言尽一切阿谀奉承之辞。
老革命在六十年代，一月开着一百多块钱的退休工资，生活特别优裕，老太太吃得油头粉面。
假如二妈到这个家庭里，她不是也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和受到这样的礼遇吗？可是二妈没有这样做，她宁愿身体受那超常的劳碌，心灵受那超常的摧残，脸面受到那超常的虐待，但是她依然愿跟她用汗水养大的儿子在一起。
她宁愿抛弃那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尊严，也不愿放弃那些虚无飘渺的，存在于内心深处中国传统女人的尊严。
二妈走了，妈妈趴在棺材上，大声哭着“姐姐”在她们姐俩相处的这四十五年中，她们之间发生过无数次战争，她们打了吵，吵了打，她们虽然打了无数次架。但她们谁也没离开过这个家。
她们本可以各奔东西，但她们没有，她们共同的愿望就是把三个孩子抚养大。
人死了，生前有什么不好也不想了，只想她的优点，越想她的优点，优点越多，“好儿”越多。
那年哥哥放东院儿的树，砸了路南道边树的树叉子，那路南的树是隔着我们家的东院的另一家人栽的，那另一家人的宅子是我们家卖给他们的。东院的人向我哥哥兴师问罪言道：“连福，你砸了我的树，你看怎么办吧？”哥哥哑口无言，不知回答什么好，正在尴尬僵持，二妈闻讯出来了，言道：“永安哪，我问你，你这棵树栽在什么地方了？你是不是栽在‘官道’上啦？你的宅子是我们卖给你的，我们卖你宅子的时候，约定允许你在我们的地方上走道儿，但是没允许你栽树啊？你把树栽在了官道上，我没嘲戏你，如今砸坏了几根树叉子，你反倒不答应起我们来了？你也太不讲理了吧？”
东院的主人，听到二妈的话张口结舌，蔫蔫的溜掉了。
一九七零年，哥哥要结婚，家里一个钱儿也没有，二妈说：“我去借钱。”她要到哪里借钱哪？到南口董家三婶子家去借钱，此时的董家三婶子早于一九六二年去世了，三婶子去世前妈妈去看她，她握住妈妈的手说：“现在终于能看到钱啦！”她是说，哥哥和姐姐们已经毕业了，每年年终，终于能分到一点点钱啦。在我们三个人都念书时，欠了队里好多钱，哥哥姐姐在生产队干了好几年活儿，才把欠队里的钱还清了，开始几年，虽然每年还不清钱，生产队在年终分钱时总得给留个过年钱，也许是十块，也许是二十块，这总比过年时一个钱没有要强得多。董家三婶子说的就是这钱。董家三婶子病了没多少时间就去世了，据说是和大儿媳妇生了一口闷气。
董家三婶子距她老头子去世只隔了十七年，也去世了，去世时她刚刚六十多岁。
又过了化大哥命如火如荼的烈焰虽已过了，但阶级斗争的烈焰却一点也没有消减。二妈到三婶子家的造访使三婶子的大儿子一家人感觉吃惊和害怕。此时三婶子的大儿子已当了车间主任，当然是共产党员，虽然二妈竭尽讨好，拐着一双腿，走了七里地，㧟了一篮子果子，但董家一家人却冷冷的，其它的人都躲出去了，只有董家的大儿子陪着二妈说话，还没等二妈说借钱的话，董家的大儿子言道：“过去的朋友就让他过去吧！不要再延续啦！”二妈不傻，把果子放在了那里，饭也没吃就辞别了董家，董家并没有挽留。因为，在那个年月，真正的亲戚因为成份不好还要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哪,何况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哪？董家不想跟这个一点儿血缘关系都没有的人家再有半点往来。二妈弄了一鼻子灰无精打采的回来了。二妈为这个家，可谓栽尽了跟头戗尽了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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